第7章

他们在一起的那段日子，也曾是她人生里少有的光亮。

陈卫东总会在早读前把一盒热牛奶悄悄放在她课桌上，外面用数学草稿纸包着；晚自习后拉着她绕小花坛走一圈，边复习边扯她的袖口。

他比她皮一点，也更主动。

她嘴上冷着，实则习惯了那份被动里的关照。

他约她逃晚自习，她皱眉却跟着；他说要吃泡面，她嘴上说幼稚腿却照走不误。

一次他拉她去小卖部，说要买笔记本。回来的路上，他突然在走廊里搂住她的肩，在她耳边轻声说：“你别再这么冷了，我都快感冒了。”

她瞪他一眼，没推开。

那天晚上的月光照在两人交叠的影子上，像系在一起的一根绳子。

后来，天台，操场的角落，无人的教室都有了他们的身影……

高考前，李雪开始觉得不对劲。

最先是晨起的恶心，然后是一连几天的低烧。她以为是感冒，直到某天月考，她望着试卷发呆时，突然意识到——她那个月的生理期没有来。

她偷偷买了验孕棒，在宿舍楼一层的公厕里试。两道杠浮现时，她呆站了好久，连脚都麻了。

她没哭，也没叫。只是蹲下来，抱着腿沉默了很久。

她知道，这意味着什么。

她不傻。她从没幻想陈卫东会对她负责，也明白怀孕对一个高三女生来说意味着什么。但她那一刻，没有想着赶紧解决。

她只想了一件事：这个孩子，是她身体的一部分。她从未拥有过什么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，而现在，有了一个正在她身体里悄悄成长的存在。

她没有告诉陈卫东。

不是因为不信他，而是怕。

怕他愧疚、慌张、怕他因此做出她不愿接受的选择。

她想，再等等。

等到考完试，等他安顿下来。

她一点点做着准备——去图书馆查资料，存钱，不声张。不再吃辣，不熬夜，连课间打水都小心翼翼。她孤独、慌张，但异常坚定。

他们都不知道，命运已经悄悄拐了弯。而那个十八岁的夏天，将成为她一生的分界线。

李雪最后还是参加了高考。

她穿着那身洗到泛白的校服，进出考场像个幽灵。

六月八号下午，她提前十分钟交卷，离开考场时天特别热，风也不吹。

她没回家，绕过操场去了那条旧巷——是她和陈卫东曾偷偷吃泡面的地方。

她蹲在墙根旁，攥着铅笔坐了两小时，一动不动。

她考得很好。

成绩出来那天，教务主任悄悄告诉她：全市第十五名，足够进C9里任何一所，清华复旦浙大任选——她是那个年级最有希望离开这座城市的人。

但她什么都没填。

不是因为不想去，而是因为她知道，她去不了。

那天傍晚，父亲神色复杂地把手机递给她：“银行打来的，说你账户里多了一笔……三十万。”

她愣住，点开汇款记录——转账人：陈启林建设。

她懂了。

她没哭，也没发疯。只是坐下，把钱转入定存账户，然后起身把志愿填报表撕碎，丢进火炉。

她知道，这不是陈卫东一个人的决定，是他们全家，干净利落地，从她的人生中撤退。

她甚至不知道，陈卫东是否知道她怀孕。但已经不重要了。

她是个有骨气的人，可骨头也会饿，也会怕。

她怀着孕，不能回家，不敢露馅，不敢告诉任何人。

每个深夜，她都在问自己：是不是说一句“我怀孕了”，他就会回来？

可她没打那通电话。

因为她怕他回来的不是人，是愧疚；怕他说“我们一起想办法”，却连办法都没有；怕他说“对不起”，她就真的原谅了他。

她不想那样。

她咬牙活了下来。租了个城中村单间，顶着“高中毕业”的身份去给人做会计兼职。孕吐得厉害时，她在蹲厕里吐完再扶墙起来继续干活。

三个月后，媒人介绍了一个男人。

姓李，做木工，三十出头，母亲早逝，脾气老实，不问过去。她看了看自己日渐隆起的肚子，说了句：“我身体不好，不能生。”

男人说：“没关系，我就想有个人陪。”

他们领了证，没办酒席。她穿着棉布裙子坐在民政局合影处，照片上她面色发白，眉头微皱，像是刚从雾中醒来。

孩子出生，是个女孩，哭声特别响。她抱着女婴站在窗边，阳光透进来，她第一次看清那双眼睛——太像陈卫东了。

她心脏狠狠抽了一下，却没有掉眼泪。

她给孩子起名叫李南栀。李，是继父的姓；南栀，是她喜欢的一种植物，夏天开花，香气干净，耐晒耐旱。

那几年，她活得像被水泡过的树根，僵硬、沉默，不敢动弹。

她从不跟那个男人吵架，也从不说爱。

那人不问，也不强求。

每天去打工，晚上回来自己煮面，从不让她受累。

一次她深夜发烧，男人坐在床边握着她的手，说：“你不是一个人。”

她忍了很久，那一夜终于哭了。不是因为感动，是因为羞耻。她觉得自己骗了一个好人，用了别人的善良填补自己的漏洞。

他们的婚姻很安静。没有波澜，也没有亲密。她做饭，他修房；她带孩子，他做桌椅。白天像邻里，晚上像室友，谁也不碰谁。

她从没对他说过孩子不是他的。

他也从没问。

后来，他出事是在一个小工程上，脚滑掉进楼缝，当场昏迷不醒。

抢救不到一晚就走了。

工地赔了两万块，她一分没动，直接捐给了他村里的小学。

那晚她坐在窗边，看着女儿熟睡，窗外下着小雨，玻璃反光里，她看见自己——头发乱了，脸色苍白，眼神陌生。

她像一个活着的失物招领。

她对着自己轻声说：“现在，该走了。”

她不是不痛。她只是知道，痛不会改变任何事。

那些她本该拥有的——名校、城市、爱情、自我——都在她十八岁那年，死得干干净净。

而她不怪任何人。

尤其，不再怪陈卫东。